一般认为，航天生物技术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1948年美国首次将猩猩Albert送上外层空间，从此揭开了人类文明向太空进发的序幕--

    1951-1952年，前苏联将9只狗随航天器发射升空；

    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迈开了人类载人飞行的第一步；

    1975年，美国发射了D1空间实验室，探讨了微重力的生物学效应机理。在观察微重力对真菌的细胞效应中，发现搭载后的细胞质流动速率是地面对照的110%；

    1996年，美国STS77的实验表明抗生素的产生增加了200%。

    美国和前苏联很早就发现空间中植物、微生物的变异，但他们只重视基础理论和空间医学研究，更多考虑这种变异对宇航员的影响， 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课题--航天生物技术应用，使航天生物科技研究存在了一个小小的误区，中国却恰恰在这点上捷足先登。

    在1986年12月北京西山会议上，我国科学家提出了应用卫星搭载生物材料进行航天领域空间生物研究的提案，1987年夏天，我国利用返回式卫星首次搭载了微生物菌种、植物种子等，此后，我国先后在10颗卫星5艘飞船上又进行了1200多个微生物、植物品种的空间实验，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水稻种子经卫星搭载育种实验，单季亩产可达700公斤；经过空间环境处理的青椒，单果实重量平均提高1-3倍，维生素C含量提高20%；经过空间环境处理的西红柿种子，亩产增加17.2%-23.3%……

    据不完全统计，空间诱变育种的高产、优质新品种， 如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糯稻“航育一号”、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所选育的番茄“宇番一号”等，在全国的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空间诱变育种已成为中国在航天生物科技研究方面的一个特色，它不仅开创了我国育种的新途径，而且吸引了美国、俄罗斯、保加利亚、菲律宾等国家与我们合作。
    由于空间资源的紧缺、昂贵及国家垄断经营的特点，航天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无不与人类最前沿的攻尖课题紧密相连，空间制药便是新一轮太空竞赛的焦点。据美国空间政策中心预测，到2010年，不含商业卫星，美空间商业化收益可达6千亿至1万亿美元，仅药品加工就将收入270亿美元。